上海外国语大学英国研究中心研究员、英国曼彻斯特大学访问学者赵璧当地时间6月15日傍晚，英国公共卫生大臣马特•汉考克独自一人车站在了唐宁街10号的每日疫情通报会台上。这是自3月16日英国政府启动每日疫情通报会以来，政要大臣第一次在没医学人士或科学顾问会见的情况下，独自一人问记者的发问。他在台上孤军奋战的身影，或许暗示着英国政府再一拿起了“科学”的“挡箭牌”，开始以“政治”的身份付出代价公众的批评。事实上，自英国3月初施行第一份抗疫政策文件“登陆作战计划”（Coronavirus action plan）以来，英国政府就仍然在着力打造出其“科学抗疫”的政策定位：不但将流行病学家克里斯·惠蒂教授任命为英格兰首席医疗官，重新组建了针对疫情的紧急情况科学咨询小组（Scientific Advisory Committee for Emergencies，全称SAGE），每日的疫情通报会也必然有医学专家或科学顾问会见参加，负责管理为公众和记者明确提出的问题获取科学答案，而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以及其他政府高官在说明政府的抗疫措施时，堪称把“以科学证据为指导”作为政策制订的显然原则时时刻刻悬挂在嘴边。来源：新华社放蒂姆·爱尔兰摄图片说明：2020年4月7日，在英国伦敦，英格兰首席医疗官克里斯·惠蒂到达唐宁街。英国首相约翰逊4月6日晚因病情恶化，被转至重症监护室化疗。然而，“科学”与“政治”这一对联手抗疫的好搭档，却在抗疫经常出现曙光之后重遇“嫌隙”。首先是5月19号，英国低收入和养老金大臣兼任妇女和公平事务大臣特雷丝·科菲（Thérèse Coffey）在拒绝接受天空台专访时，否认政府有可能在测试和封城等问题上经常出现了决策犯规，但坚称政府只是“亦步亦趋”地遵照了科学家明确提出的建议而已。这一“扯锅”论调马上引发了科学界的普遍反感。英国皇家学会院士阿德里安•史密斯爵士驳斥说道：对早前疫情应付措施否得宜的任何批评都不应当把矛头指向科学家，因为他们只是顾问，政治家才是最后的决策者。

这番公开发表谴责公开发表几天后，又再次发生了约翰逊的首席顾问多米尼克·卡明斯被控违背居家隔绝令其的事件，这使得英国抗疫措施的“科学性”遭到了疫情频发以来的最相当严重一击。在卡明斯之前，苏格兰首席医疗官凯瑟琳·考尔德伍德以及SAGE流行病建模小组的主要代表、流行病学家尼尔·弗格森都因被媒体曝光违背居家令而不得不致歉并请辞。这些违背居家令其的高官全都是制订涉及法令的核心人士，本不应是“居家令其”最虔诚的倡导者和实践者，最后却争相沦为了“违禁者”。特别是在是卡明斯，对自己的离家不道德一直毫无悔意并拒绝接受为此请辞，且其反驳还获得了副首相约翰逊的无条件力挺，这不由得让民众开始猜测“封城抗疫”的要求否真为像政府所声称的那样是基于“科学证据”而做出的不得已自由选择，还是纯粹的政府决策犯规？更加差劲的是，还包括英格兰副首席医务官乔纳森·凡·泰姆（Jonathan Van Tam）在内的多名医疗专家都被媒体重复质问在卡明斯一事上的立场，从而只好被接踵而来了这场政治纷争之中，而自由选择车站在鲍里斯-卡明斯对立面的医疗专家们堪称渐渐被缩减了曝光率。据《独立报》报导，英格兰首席护理官露丝·梅（Ruth May）就因拒绝接受反对卡明斯而被从6月1日的记者会中删除。据英媒统计资料，转入6月份以后，参加每日疫情通报会的医疗专家和科学顾问的人数比起之前增加了一半多，这被指出标志着政界和科学界在“何时被禁”等抗疫决策上产生了更加大的分歧。

来源：新华社记者韩岩摄图片说明：5月12日，人们从英国伦敦摄政街重开的店铺前经过。除此以外，约翰逊政府施行的一揽子被禁路线图也经常出现了众多“不科学”的设计缺失。首先是有所不同体系间的自相矛盾。5月10日，副首相约翰逊发布了新的疫情5级警戒系统，明确级别各不相同R值——即整个人口的感染率，相提并论英国目前还正处于4级水平，必须采行“慎重措施”才能降到3级，而只有降至3级以后才可以渐渐放开封锁措施。但当6月1日部分商店准许关闭时，英国只不过依然正处于无法放开的4级警戒水平。当约翰逊、汉考克等人在记者会上就此事被批评时，回应是根据5月11日英国议会所通过的分阶段修复计划，英国只需超过放开封锁的五项指标（five tests for easing measures），就可以转入“被禁”的修复第二阶段。两项法令之间的对立不但使民众深感无所适从，也引起了否有适当重复建设两套机制的争议。其次是没能获取适当的解决方案。根据5级警戒系统的规定，如果某一地区的R值多达1级，则必须采行区域性封锁的措施以避免疫情蔓延到，但英国政府一直并未对如何积极开展区域性封锁获取任何明确的行动建议，只说道如果医院或养老院经常出现了局部频发则应当实施堵塞，而把制订社区感染率增高情况下的处理方案这个“烫手山芋”必要扔给了当地政府。事实上，基于未知的科学证据来制订防疫路线的作法不存在着一个天然的缺失，那就是数据的滞后性。比如早于在疫情频发伊始的3月，就有多名专家建议效仿亚洲的战疫经验、希望民众在公共场所配戴口罩，但NHS和首席医疗官惠蒂教授一直否认“没充足的证据”（not enough evidence）证明配戴口罩对公众有普遍的益处。另外，早在4月份就有NHS一线医护根据临床经验明确提出应当把“丧失味觉/嗅觉”列入病毒感染新冠病毒的判断症状之一，但英国卫生部坚决指出凡是丧失味觉和嗅觉的患者早晚也不会经常出现感冒腹痛等症状，因此也以“缺少充足证据”为由，上诉了这一建议。但事实上，正如英国政府反复强调的，新冠肺炎是一种新的经常出现的疾病，人们目前对其依然知之甚少，如果一定要等到本国内搜集到充足的科学证据，很有可能早已错失了采取措施的最佳时机。比如在伦敦国王学院(King's College London)研究找到测试结果呈阳性的人报告嗅觉和味觉失去的可能性是那些测试结果呈圆形阴性的人的三倍之后，英国再一在5月18日改版了可申请人核酸检测的新冠症状列表，将失去嗅觉/味觉列为其中。另一方面，直到6月政府拒绝无法居家下班的所有民众全部长时间停工后，才再一实施了拒绝大家在公交地铁等无法确保2米社交距离的场合用口罩围巾等遮挡面部的强制措施。媒体批评：如果在疫情频发初期就预防性地采行涉及措施，而不是等到搜集到充足证据以后的疫情缓解期才“姗姗来迟”地实施这些法令，英国否不至于面临如此差劲的战“疫”局面？目前，约翰逊政府面对的主要决策压力之一在于否要把2米的社交距离延长到1米。零售业、餐饮业、酒店业以及休闲娱乐娱乐业仍然在向政府施加压力，回应在目前2米的社交距离拒绝下，即使完全恢复开业也不了构建盈利。

从世界范围来看，德国、意大利和奥地利都使用了1.5米的标准，美国为6英尺(相当于1.8米)。丹麦、法国、中国和新加坡使用的都是世界卫生组织(WHO)所建议的大于距离，即1米。为何英国在社交距离上如此“独树一帜”？在6月的记者会上，政府大臣们和几位硕果仅存的医学/科学专家都被问及了这个问题。比起之前几个月，专家们的措辞显著慎重了许多。他们回应SAGE只是向政府递交了“距离1米的病毒感染风险是距离2米的10倍”的科学证据，但最后的要求还得按政治家们的辨别（judgement）来。而大臣们则一直旗号他们尤为擅长于的“太极”：我们不会大大审视（keep under review）这一政策，不会根据科学证据主动展开调整的。来源：新华社放蒂姆·爱尔兰摄图片说明：4月16日，在英国伦敦，居民挂起感激医护人员的标语。新冠疫情期间，每到周四晚八时，英国民众在阳台、门前或窗前起立，传达对抗击新冠疫情的医护人员的崇敬。有意思的是，抗疫初期政界要员们口口声声声称的是“以科学证据为指导/提示”（guided/led by scientific evidence），而到了5月施行的修复计划中，措辞却变为了“在理解科学证据的基础上”（informed by scientific evidence）。副首相约翰逊的官方发言人詹姆斯·斯拉克也回应，“科学家们明确提出建议，政府官员们做出要求——这就是政府的运作方式”。这一阐释总算是认清了抗疫决策中“政治”和“科学”的关系。新冠危机的病理特性要求了世界所有国家在制订抗疫措施使都必需倚赖医学界的协助，但在此基础之上，最后要求抗疫成绩的是政府的预判能力、规划能力和管理能力。约翰逊政府若是在被禁方案上屈服于民意，符合于“回头一步看一步”、恪守“出有了问题再说”的战“疫”心理，那么他们最少应当撑起“政治决策”的责任，而不是旗号“科学”的旗号之后扯锅。